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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一號文件”執行效果調查分析

發表時間:2006-1-9 18:12:12


  (一)“一號文件”對農民增收的效果××年“兩稅減免、三項補貼”合計約億元。由于地方政府的補貼還未統計進去,實際財政補貼已經超過該數。若按億元計算,“一號文件”使農村人均直接增收約元,其中“兩減免”使人均增收元,“三項補貼”使人均增收元以上(由于政策引導而產生的糧食增產給農民帶來的間接增收效果未計入)。
  但糧食和農業生產資料漲價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也很大。如果按××年糧食綜合平均價比和××年綜合平均價增加元斤計,則××年糧食漲價使農村人均增收約元左右,增收效果極為明顯。而生產資料漲價的負面影響也較大。據我們對安徽和湖南兩省抽樣調查統計推算,由于生產資料漲價導致種糧成本上升,使農村人均直接負擔增加元左右,這還未計算農民種植其他作物成本上升所增加的負擔。若無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相呼應,全國對能源、電力及其他物資的過旺需求將進一步推動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農民增收幅度將進一步減少。
  (二)“一號文件”的受益群體表面上看,“兩稅減免”是一種“普惠制”政策,所有農民都會受益,而“三項補貼”是有針對性的“特惠”政策,對主產區種糧農民有益。但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無論是“兩稅減免”還是“三項補貼”,都是商品率高的生產大戶受益較多(減免多,補貼多,售糧收入增加多),商品率低的小規模農戶受益相對較少;而對失地戶、溫飽尚未解決需要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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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耕地、國有農場的養老田、水庫移民田和縣屬的“小三場”田等,雖然種植了糧食,但這部分糧田卻不能享受到種糧補貼,農民意見較大。()承包別人耕地的種糧者得不到種糧食補貼,這在很多地方都有發生。
  二是地方政府工作量增加、財政壓力增大。一第一年實施直補政策,需要調查、統計和核實每個農戶直補的基礎資料,而且還要經過“初核、張榜公布、復核、再公布及發放”的程序,工作量很大。此外,糧食直補政策沒有專門實施機構,牽涉單位較多,協調工作量很大。()據調查,一個種糧大縣執行糧食直補政策的直接成本大約在萬元之間,而中央直補資金中未包含該執行費用。()中央依據××年的種植面積分配良種補貼資金,而××年實際種植面積擴大很多,有些地方按實際種糧面積兌現補貼,資金存在一定缺口。()“兩稅減免”對以農業為主要稅源的落后地區來說等于減少了主要財源。因此,有的地方干部反映:“一號文件”雖然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干群矛盾,但我們的負擔和壓力不僅沒減輕,反而增大了。還有的甚至抱怨“兩稅減免是中央請客、地方買單”。
  三是土地糾紛增加,對農村土地的合理流轉和規模化經營有一定負面影響。如懷遠、蒙城、霍邱三個縣反映:“農民爭相種糧,種糧大戶萎縮,土地承包糾紛增多”。湖南省農辦反映:“隨著各項扶持政策的落實,原來不愿種地的農戶也開始加入種糧行列,出現農戶與承包大戶爭地的現象,土地合同糾紛也逐漸增多”。
  四是補貼標準的區域差異較大,不利于縮小業已存在的農民收入的地區差距。一是糧食主產省之間的補貼標準就不一樣,例如江蘇省每畝直補元,湖南省只有元;四川省每公斤糧食直補元,內蒙古自治區只有元。二是糧食主產省與非主產省之間的補貼差距更大。如北京市每畝直補元,上海市直補元,是湖南省的倍。三是在良種補貼上也存在類似問題。同樣是水稻產區的廣西、重慶和四川享受不到水稻良種補貼;河南省的南陽地區緊臨湖北省,水稻種植面積也很大,但也得不到補貼;江蘇省北部的小麥種植面積達幾千萬畝,但因江蘇省僅補貼水稻,不補小麥,而周圍的河南省、山東和安徽省同樣種小麥的農民都有補貼,農民反映較強烈。
  結論與政策建議
  總體上看,××年“一號文件”在經濟、政治及農業政策設計的實踐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在經濟上,“一號文件”成功地遏制了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及糧食生產連年滑坡、糧價暴漲的趨勢,起到了農民增收和糧食增產的實效;在政治上,“一號文件”贏得了社會各界尤其是農民的廣泛支持,大大緩解了由于分配不公而積蓄的社會壓力及基層政權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在農業政策設計上,“一號文件”扭轉了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經濟剩余,農村為城市化積累初始資本的政策導向,啟動了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全新的農業政策架構。
  社會各界對“一號文件”反應相當熱烈。其中農民(尤其是糧食主產區農民)反應最積極,但同時也擔心政策得不到很好落實或不能持久,有的還擔心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太多或糧價下跌太多。地方政府也因大大緩解了與農民的緊張關系而感到壓力減輕,但有些地方反映工作負擔和財政壓力增大;國內外學術界在充分肯定“一號文件”基本趨向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建議。
  總之,從國內外各界的反應及我們對政策實施過程的調查和對各項政策方案效果的分析比較結果來看,“一號文件”仍有很大的改善和調整的空間。因此提出以下建議:(一)完善政府管理農業的方式,啟動我國“新農業基本法”或“新農村振興法”的制定工作
  綜合補貼政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來看,“三項補貼”政策應持續化和穩定化,并逐漸加大補貼力度。但短期內不宜大幅增加,而是總結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將重點放在提高政策目標的瞄準性和執行效率及制度化上。
  發達國家對農業的支持政策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的,從而可保證農業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也可節約政策制定和執行成本。比如美國政府通過頒布的“農業新法案”對美國未來年的農業支持政策給予了明確的法律規定;又如韓國始于世紀年代的“新村運動”持續數十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跡”。
  建議進一步轉變依靠“一事一議”和“一年一個文件”的傳統管理農業方式,以“一號文件”中的核心內容為基調,將其中的成功經驗和有效措施上升到法律層面,研究制定我國“新農業政策”、“新農業基本法”或“新農村振興法”,使我國政府對農業的管理步入制度化和規范化的軌道,保證農業支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節約每年政策制定、動員、宣傳和執行的成本。
  (二)糧食生產性補貼應主要瞄準糧食主產區和種糧大戶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要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必須走區域化、規模化和現代化生產經營的道路。為了引導優勢糧食品種生產的區域化和規模化,避免××年“普惠制”補 ……(未完,全文共4529字,當前只顯示2530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年中央“一號文件”執行效果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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